我们经济学者反思改革，要将经济现实上升到理论，通过转轨经济学研究，把改革的问题上升到理论进行思考。最近几年我发表的理论性文章基本上都是关于这方面的，有一篇题目是《改革的动态理论》，就是分析现实中的利益冲突怎么导致改革的复杂性加大，甚至产生逆转；第二篇文章《“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论体制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主要研究各种体制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兼容和不兼容，以及不兼容导致的代价；第三篇叫做《“过渡性杂种”：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制度转型》，阐述在改革没有完成的过渡时期所有的体制都可能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受各种条件的制约，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在这个时期，体制看起来四不象，既不是传统的，又不是理想状态的，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但改革正是在这样一个“杂种”接一个“杂种”的演变过程当中逐步完成的。
过去我们批判了所谓大爆炸式的改革，大家都认识到大爆炸式改革行不通，要渐进改革，但是总有人不能理解改革需要一个过程，不能理解改革27年怎么还未达到理想状态。我国需要制度改革原因是多重的，第一是走出农业社会，第二是走出计划经济。将它们改到正常运行或者是矛盾相对较少的市场经济，对于中国来讲，50年能不能完成都是问题，现在刚经历了20多年，很多人就希望它成为一个完美的制度，这不现实。改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在各种条件的约束下，在各种利益冲突的制约当中，逐步展开和完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打破旧制度可以是一夜的事情，但是建立新制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国除了是转轨经济国家以外，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多问题是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与前苏联、捷克、波兰这些改革进展比较快的国家不同，我国是从一个贫穷落后、文化教育水平低、法律基础差、市场化程度低的小农经济社会转变过来的，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改革和现代市场制度的建立，可能比其他国家经历的时间更长。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不是体制改革的问题，比如说收入差距拉大，这当然有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社保体制不完善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几亿农民的收入很难很快提高。没有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民和已经转移出来的农民工互相竞争就业岗位，使这两部分人的收入不能很快提高，处于弱势状态，这在一定意义上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问题，即如何为这几亿人创造就业的问题。
很多人在争论的时候没有搞清一个前提，就是我们面对的是比很多人想象中复杂得多得多的一个过程。我们要逐步完成现代化进程，同时完成体制的变迁，这是一个相当艰苦漫长，相当充满风险的过程。当然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人，所有的网民都理解这个历史过程，但是我们的学者和媒体至少要在这个问题上要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有些人总说别国的体制好，所有的人看病国家全包，但是人家是三四万美元的人均GDP，平均一个人缴税就是一万多美元，农村人口才占总人口的2%，我国才一千多美元的人均GDP，农村人口还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多。其他国家进行了那么多年的社会福利改革才走到今天，还有一大堆的问题，也在开展改革，我们现在就要求建立政府全包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是不现实的。用一个割断历史的方法来批判现在的很多事实，是不负责任的，只能煽动社会矛盾。说好听点这是无知，不好听就是无耻。
我们反思改革，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改革过程，这是反思改革的前提。学者应该做的是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理性，而不是煽情，要更多的从理论和历史的视角来观察、说明问题。当然，理论从来是批判的，要从批判的角度来分析我国改革发展当中所存在的各种缺陷，但是前提是要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艰苦漫长的过程，目标是提出改革社会的可行的方案。这样才能对改革中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才真正是对社会有益、对人民有益的。
